反驳，但又觉得圣人的话有几分道理，一时间只能说道：“陛下所著之书，道理固然振聋发聩，但内容过于浅显、单薄，若想令其上升为经学，恐还有所欠缺。”

　　“这不是要你们辩一辩嘛。”邵树德笑道：“此书还需天下士人替朕完善，或可为正经之一。”

　　大夏的科举制度承自唐代，进士、明经学子理论上要考两大经（《礼记》、《左氏春秋》）、三中经（《毛诗》、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）、四小经（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公羊春秋》、《谷梁春秋》），总共九部“正经”——重要性从大到小，依次排序。

　　《论语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孝经》等归类于“杂经”，只能说基本不考，偶尔会有一些题目来自这些书。

　　明清儒家经典“四书五经”之中，四书不在考试范围以内，五经之中的《礼记》、《春秋》在唐代算是“大经”，《诗经》是“中经”，《尚书》、《周易》是“小经”。

　　仔细看来，差别还是很大的。因为隋唐时期，并没有“四书”的说法，这得等理学宗师朱熹出名以后才行。

　　从考试重点可以判断，唐代士人与明清士人的三观肯定不一样，因为他们读书的重点就不一样。或许是李世民提倡“以史为鉴”，唐代九部“正经”中居然搞了三个版本的《春秋》，实在惊人。

　　《春秋》这本书，怎么说呢，大体是关于鲁国的历史。同时代其他国家也有史书，比如晋之《乘》、楚之《梼杌》。

　　《乘》被秦始皇烧了，《梼杌》业已亡佚，只有《春秋》完整地传承了下来。

　　再加上百家学说之中，儒家最终胜利了，那么《春秋》自然作为经典，纳入教材范围之内。

　　只是，有没有必要搞三个版本？

　　邵树德暂时不想过分刺激儒家文人，因为对他们还有大用，但三部《春秋》去掉两部，塞入自己的私货，不过分吧？

　　毕竟每朝每代，钦定教材并不完全一样，作为开国之君，是有这个资格指定教材的——朱元璋不就钦定四书五经为考试范围么？北宋可不是这么考的，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在那会还是“兼经”，并非“大经”。

　　如果最终能达到目的，邵树德觉得可以算作“赢”。

　　种觐仙显然也想到了这一点。

　　在他看来，九部正经中，《春秋》去掉《公羊春秋》、《谷梁春秋》是可以接受的。哪怕替换进来的是圣人力推的“新经”，那也是“小经”，不伤根本——在如今这个世道下，也可以算是“赢”了。

　　大家都赢，双赢，挺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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