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日，蒋介石致电胡适：“财政委员会业经组织成立，兹定于本月15日上午九时在国民政府开第一次会议，即希届时出席为荷。委员长蒋中正。”

　　报上也公布了该委组织大纲及委员名单，胡适以“学者”身份与蒋中正、林森、宋子文等“政府”首脑同列委员。

　　只是因为胡适“北归后即病”，未能出席会议。

　　胡适得此际遇，除了他托陈布雷带给蒋杂志外，或许还有更重要的原因，就是胡适关于“约法”的意见，以及和胡汉民那场笔墨官司。

　　此时的蒋介石与胡汉民之间，在约法问题上正闹得不可开交。按照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，国民政府主.席和五院院长原本是由国民党中常会选出，如若按照孙中山所定《建国大纲》规定，“宪法未颁布以前，各院长皆归总统任免而督率之”。如此一来，有了约法的话，五院院长则将由总统“任免而督率之”。

　　在1928年8月的二届五中全会上，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王世杰等人在蒋介石的授意之下，分别提出请制定约法的提案要求：

　　一、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中央委员数人、专家数人，组成中华民国暂行约法起草委员会，责令其于一定期限内,拟出中华民国暂行约法草案；

　　二、中华民国暂行约法应规定下列内容：人民的权利义务，中央政府的组织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，党与政府的关系；

　　三、中华民国暂行约法应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，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批准，国民政府公布。

　　上述提案，经二届五中全会审查委员会讨论，最后全体会议议决：训政时期应遵照总理遗教颁布约法。

　　而此时还在国外胡汉民得知关于约法提议后，立即组织人员提出异议，认为这个提议有背总理（孙中山）遗教。由于胡汉民等人的坚持，1929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，胡汉民反对制定约法的主张占了上风。

　　3月21日,“三全大会”通过了《确定总理主要遗教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》的议案：“确定总理所著三民主义，五权宪法，建国方略，建国大纲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，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之根本法。举凡国家建设之规模，人权民权之根本原则与分际，政府权力与其组织之纲要，及行使政权之方法，皆须依总理遗教为依归”。

　　最终结果，使蒋介石等约法的提议暂时被搁置。

　　胡汉民搬出来了孙中山遗教作为训政时期根本大法，蒋介石也无法反对，再加上各地反蒋不断，蒋介石还需要胡汉民的支持，这也是蒋不得不对胡让步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
　　在中原大战结束后，反蒋势力大大的削弱，蒋认为已无后顾之忧。军事上的胜利使蒋介石信心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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