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是我要面对的吗?想到这里,我偷偷溜回宿舍,用手机拔通了镇劳动局的电话,以一个汶川震区女工的身份,将这个情况一五一十地反应了上去。
回到办公室,我十分惴惴。没想到,过了不到半个小时,王董就把我喊进他办公室,关切地说:“你统计一下我们厂有多少四川灾区员工,立刻把所有工资结算给他们。以后如果他们愿意回来上班,公司同样接收,并保持其原有工龄不减。”
我知道,是自己的电话起了作用。忽然想到,很多事情,倘若政府真的下决心作为,一切都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的!
“汶川地震”象一块巨石一样压在全中国人特别是四川人的心中,我一连几天提不起精神。与此同时,同样骇人听闻的惨案,仍然在东莞上演着。
东莞自从去年下半禁摩后,开摩托车抢劫的人确实少了,但开电动车抢劫的人又多了起来,于是电动车也被禁了。但是,更多恐怖的消息却源源不断地传来。有的在门口被抢了;有的在取款时被捅了;更有甚者,不久前,一个中堂的女孩子独自走在路上,被一辆面包车的人抢上车,轮奸后丢在了长安,这比摩托车、电动车抢劫更为可怕!
但我仍然没有意识到,这些危险离我们如此之近!
五月底的一天,我接到车缝车间的两份《旷工通知书》。按厂方规定,旷工一天倒扣一天工资,旷工三天按离职论处。我将此输入人事系统时,发现这两个女孩都还不满20岁,来自湖南某县同一个村。便有些疑问,她们怎么会无缘无故同时旷工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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