着七十年代长袖碎花衬服、趿着一只破解放鞋、满脸稚气的小女孩见了,立刻过来帮忙。但她比我还矮些,仍然举不上。正好另一个女孩放完行李,犹豫了一下,也伸出了手。最后三人齐声喊着“一二三”,终于将将条李箱扔到最上一层。
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,身边没有亲人和朋友,都很无助。仅仅一个小小的帮助,我己经十分感动,三个人便开始攀谈起来。
来自贵州的陈红一看就很老实纯朴,23岁,在FKS做过三年,年初辞职,现在是第二次进来;来自广西的宋春雨衣着却很时尚,身材苗条、唇红齿白,才只有19岁,高中刚毕业,第一次出来打工。
我好奇地问陈红:“当初为什么辞职?”
她郁闷地:“太辛苦了。”
我又问:“那为什么还要进来?”
她无奈地:“那有什么办法?我没钱了,现在很多厂不招工。‘想进FKS,先把钱花光;进了FKS,两眼泪汪汪’。”
我点点头:“倒也是,就是进厂太难了。”
她却轻描淡写地:“相比较出厂,进厂算是容易的呢。”
我还想问什么,保安员发出了集合的命令,并厉声道:“你们这批人有一千二百多,被安排到下午面试体检。体检需要55元,有人没带钱的吗?”
有十几个人举手。
保安员道:“有银行卡的,等下和我去取钱;连银行卡都没有的,把行李拿着回去吧。不过,我提醒你们,离开这个大门,就别想再回来!”
有人哀求道:“可不可以在以后的工资里扣?我排了几天的队才轮上的呢。”
他断然拒绝:“不行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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