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辩解道:“我没有对洪涛下手!我只是想让人去教训教训他,让他不要再闹了。谁知道,他竟然想不开,自寻短路了呢?”
我冷冷地说:“就算‘你不杀伯仁,伯仁也因你而死’。你该知道,他们都是很老实的农村孩子。就算你不按国家规定的职业病标准赔偿,你也应该给予他们适当的补助。倘若洪涛能看到半点希望,他也不至于绝望到自杀!”
王董不但没有丝毫的悔意,反而无辜地摊摊手:“小杨,我觉得你有些冤枉我了。你想,连劳动仲裁都没有足够的证据判我赔偿,你叫我怎么赔?可是那个洪涛,还是天天跑到我们公司门口闹,影响那么坏,还要不要我做生意啊?”
我不由一愣!虽然道德上,他该受尽千夫所指;但是在现有的法律上,他的确不需要承担责任。
王董立刻意识到我的变化,语重心长道:“小杨啊,你还是太年轻了,容易冲动。虽然你有热血,但你要知道,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太微薄了,真的无力改变什么。就象我,当年在香港,也曾是很有热血的,现在还不是被生活彻底磨去了棱角?你站在柯平的角度指责我,考虑她的利益,确实有几分道理。但是,你若是站在我的角度,就必须考虑企业的利益。再说了,你现在是为我打工,是我给你发工资。你好好想想,你是该站在谁的角度考虑问题?”
是的,我在拿他的工资,我在为他打工,我必须站在企业的角度说话。而企业的主要目的是利润。对珠三角的绝大部分企业来说,要想最大限度得到利润,就必须苛刻工人。
就目前的用工机制来讲,这是矛盾的,连劳动仲裁机构都无法调和这种矛盾。我一个柔弱的女子,又能做什么呢?
看到我的脸色缓和下来,王董又痛心地说:“这个洪涛也太脆弱、太不负责任、太不珍惜生命了。好死不如赖活着啊,怎么能说走就走了呢?他怎么能丢下柯平、丢下他的父母啊。事情明摆着,他自杀不是因为被打了,而是因为意志太脆弱了。事情搞到这个地步,你让我有什么办法呢?”
下意识中,我感觉王董说得不对,但我又不知道他不对在什么地方,只能愣愣地望着他,喃喃自语:“是啊,事情到了这个地步,你让我又有什么办法呢?”
王董忽然就笑了,亲热地将《辞职申请书》塞到我手里,温和地说:“拿回去吧,你还年轻,我不会和你计较的。现在公司接连出事,我非常需要你,只有你才是最值得我信任的人事行政经理。放心吧,我不会绝不会亏待你的。”
我被他几句话同,说得心里暖暖的,很为自己的冲动羞愧,但还是呐呐道:“洪涛死了,柯平和她父亲连火化费都出不起,我们……我们能不能帮一下他们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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