至会因疏忽而浪费、破坏、毁灭世间的美好。它让活着的人好像在地狱中受苦，让人变得焦躁，寸步难行。依此类推下去，忧郁的字眼变得愈来愈负面，人们对它的态度愈来愈严厉。“麻木”是一种综合的罪恶，《教士》中列举其成分：“它非常脆弱，如所罗门之言，它经受不了艰难与苦修。此逃避之举使人畏惧，连好好做事都不行。有时出自无由的自责，有时来自过度的恐惧，使罪人对上帝的慈悲感到绝望、灰心，他自以为身上的罪恶太沉重，再怎么忏悔都没用。这种情形若持续到临终，就算是反抗圣灵的罪恶。接下来是懒散贪睡，叫人身心都迟钝怠惰。最后是厌世的罪恶，称之为悲伤，厌世或悲伤会造成心灵死亡，身体也一样。由于悲伤，人会被自己的生活所困扰。所以这种人通常活不到他该享福的寿命。”

　　僧侣特别容易罹患“麻木”，表现出疲累、倦怠、悲伤或沮丧、不安的情绪，嫌恶修道院和禁欲，渴求以前的家庭生活。“麻木”和悲伤不同，后者会让人投向上帝，全心悔改。在中世纪的文件中，我们不太清楚意志力所扮演的角色。让自己陷入“麻木”算不算罪恶？或者，“麻木”是不是因犯了其他罪恶而得到的惩罚？忧郁症最狂热的敌人——将忧郁等同于原罪，善辩的希德格修女写道：“就在亚当违背神律的那一刹那，忧郁凝结在他的血液中。”

　　中世纪的社会秩序很不稳定，在那个敏感的时代，精神障碍特别令人恐慌。一旦失去理智，人类的机制就分崩离析，社会秩序荡然无存。愚笨是罪恶，精神障碍是更严重的罪恶。人要有理智才会有美德，若无理智，人就没有足够的自制力可遵从美德。对古典思想家来说，精神与身体紧密相连；对中世纪基督徒来说，灵魂和身体一点关系都没有。

　　现今把忧郁症视为耻辱的观念，就是在上面这种传统下滋长出来的。灵魂为神所赐，应该是完美无瑕的，我们必须努力保持它的完美；现代社会的耻辱，主要即来自于灵魂的缺陷。欺瞒、残暴、贪婪、自大和无判断力，都是灵魂的缺点，所以我们下意识就企图压抑。忧郁一旦被归为“灵魂的苦难”，我们似乎就该排斥它。有许多故事是关于这种关联如何将忧郁以最坏的可能性投射出来。例如，十五世纪的画家古斯在1480年前后进入一座僧院，由于天赋异禀，他依然常和院外的世界互动。某天晚上，古斯结束一趟旅行回到僧院，记录上说他“受其想像力的怪异失常打击，不断哭泣”，说他“遭到诅咒，万劫不复，甚至会自残，受创的心智为幻影所遮蔽”。同僚试图用音乐治疗他，据他们描述：“他的情形没有改善，不断疯言疯语，自认是将下地狱的孩子。僧侣们猜想他可能是艺术家的癫狂，或遭邪魔附身，最后认定是二者皆有，或许还喝了酒而使病症加剧。古斯为他所承诺的工作吓坏了，没有自信可完成使命。时间，加上忏悔的神圣宗教仪式，他最后恢复了平时的稳重。不过后来又复发，死时状况凄凉。

　　浪漫的文艺复兴时代

　　若说中世纪把忧郁症道德化，那文艺复兴时代就是将其浪漫化。文艺复兴的思想家对忧郁的看法回归成古典哲学家（而不是古典医生），断定忧郁代表思想有深度。人本主义哲学对基督教教条的挑战节节升高（但从另一方面来看，这也使基督徒的信仰和教义更加稳固）。无来由的痛苦在中世纪被视为罪恶，后来称为疾病（现在则被称为忧郁）。在为数众多的探讨忧郁的作家中，费西诺是其中最伟大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哲学家。他相信，无论是谁得了忧郁症，都是我们渴望伟大与永生的表现。他提到有些天生忧郁的人：“很令人讶异，我们一空闲下来，就会陷入像流亡一样的苦闷，但是我们不知道，或不曾真正想过苦恼为何而来……在观看戏剧时，我们偶尔会发出一声叹息，等到散场时，我们则带着更多的忧郁回家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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